（原标题：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想见江南——当苏轼碰见王安石（一））

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）六月底、七月初的一天，寓居金陵的王安石一早就骑着毛驴赶到长江边上的白鹭亭渡口，他要在此迎候一个特殊的来宾。

自熙宁九年（1076）10月第二次罢相，王安石已在金陵城隐居了八年（其时其肃肃称号叫江宁府）。这是他青少年时期成长的所在，亦然他父母安息之所。他对这里比对故乡江西抚州愈加熟知，也更充满情愫。16年前，亦然在这里，他被刚即位的宋神宗召至开封委以重担，坐船渡江北上路过瓜洲渡时，留住了那首千古颂赞的绝句：

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（《泊船瓜洲》）

这首诗里流裸露来的告老还乡的心理，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大任之东谈主的形象若何也辩论不到一起。到汴京接事以后，百事待举之际，他心里挂念的依然是沉以外南边家园的一针一线，颂赞的是韶华易逝，往昔难留：

柳叶鸣蜩绿暗，荷花落日红酣。

三十六陂春水，白头想见江南。（《题西太一宫壁二首》·其一）

三十年前此地，父兄持我东西。

当天重来白发，欲寻思路都迷。（《题西太一宫壁二首》·其二）

如今，这位天地最有争议的大东谈主物终于得偿素愿，过上了年青时就向往的那种超然出世的倜傥生存。这概况是王安石一世中最合情意的一段日子，他愉快地看到我方一手发动的变法新政，正在年青皇帝的躬行部署下丝丝入扣地鼓吹，这让他得以全都放下心头的俗务挂念，竟日寄情于钟山与秦淮之间，钻研知识，与南来北往的友东谈主们吟诗论禅。

一

宽阔的江面上，一艘官船自西向东越驶越近，船头上赠送着的东谈主影迟缓明晰可辨，诚然一经十几年不见，各自都衰老了不少，但仍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。

苏轼头上连帽子也没戴，船将泊岸时，他抬手朝着江岸上的荆公（王安石敬称）长揖谈：“轼当天敢以野服见大丞相。”王安石一笑：“礼岂为我辈设哉！”其实，他我方相似亦然沉寂野服，诚然两东谈主莫得预先讲好，但在这点上，他们有心照不宣的领会。

所谓“野服”，等于匹夫匹妇的寻常衣服，比较应付称心。在中国古代，官东谈主有专门的“朝服”亦即官服，肃肃情势不穿戴官帽官服，会被以为十分吹法螺，有时还可能引起不小的难题。

因天地汹汹的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于元丰二年末（1080年2月）由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他在何处一呆等于四年多，前后《赤壁赋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一批堪称东坡一世最凸起的作品，乃至中国文体史上的长久经典，就作于那段苦厄岁月。元丰七年正月，神宗手诏，赐与这位誉满全球的大文人“特殊神情”，许他移至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。汝州在今河南平顶山，比黄州（今湖北黄陂）距汴京要近得多。

诰命于3月抵达黄州。苏轼携宗子苏迈于4月1日离开黄州，沿长江一齐顺流而下，筹划到扬州后再沿大运河折向北上。诚然阶梯漫长，但此时东坡的心情是这些年来少有的松开承诺。父子二东谈主一齐上走得很慢，一王人游历了许多风景遗址，也会见了许多故交新知。今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的《题西林壁》诗和《石钟山记》文，都是作于这段旅程中。

苏轼比王安石整整年青15岁，历经飞来晦气、两世为人，终于又站在了这位文学界前辈和官场上司的眼前，他一时有些难以扼制我方内心的委曲和气氛，嘟哝了一句：“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。”

王安石不接茬，转而拉着东坡一起去畅游蒋山（钟山又名，亦称北山）。王苏二东谈主金陵之会的这第一幕场景，可见朱弁《曲洧旧闻》卷五。

当年的白鹭亭曾留住了东坡先生的亲笔题柱，其自记云：东坡居士自黄适汝，舣舟亭下半月矣。山河之胜，倾想平生，（名遂传于天地）。——元丰七年七月十四日，苏子瞻题。

坊间还流传着一个极可能是后东谈主凭空出来的段子，娓娓而谈地描摹了两位大文体民众此次金陵之会的第一个照面：

王安石在江边接到苏轼后，跟他打呼唤寒暄：“好个翰林学士，我早早地就在这里等待你了。”苏轼却一句客套话也莫得，反而对王安石提及一桩乖癖的事：江西抚州生产有名的“杖饱读鞚”（一种饱读类乐器），淮南有大巨贾愿出高价求购，传说有抚州东谈主家藏了一件家传杖饱读鞚，巨贾便不远沉来到淮南登门求售。但当巨贾敲击了一下这面古董饱读时，饱读却不发一声。抚州东谈主怒气万丈，走到一条河滨顺手就把饱读扔进水里，岂料这面饱读在水中却发出了奥妙的声息，抚州东谈主瞪大眼睛望着我方丢弃的饱读，不禁一声咨嗟：“你早作声，我不至此！”

抚州是王安石的家乡，淮南又是他担任第一份官职的所在。庆历二年（1042）春，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登第，随后被朝廷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务。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，他的这份差使差未几相当于现在的扬州市政府通知长或办公厅主任。王安石的第三任官职是舒州通判，也在淮南。早年他赖以一举成名的处女著述，书名就叫《淮南杂说》。苏轼有益杜撰这样一个故事，阐述蕴含了双重的埋怨：一是怪王安石视而不见，不成赏玩我方的才华；二是怪他在“乌台诗案”中不替我方说句公平话。

之是以说这个段子的真实度不高，是因为其中有个一望便知的彰着“硬伤”。原文中有这样一句：“公（指安石）曰：‘好个翰林学士，某久以此奉待。’”事实上，苏轼出任翰林学士，是在一年半之后的元丰八年末、元祐元年头，此时距王安石逝世只剩下几个月了。这则条记被冠以陈师谈《后山谈丛》之名，尤其令东谈主不明。陈师谈堪称“苏门六正人”之一，照理说与东坡先生关系极为密切，他果然会记错苏轼哪年当的翰林学士，岂非咄咄异事？现有列于陈师谈名下的，还有《后山诗话》一书，前辈学东谈主郭绍虞便曾指出其“真赝相杂，短长互见，贵读者具眼识别之耳。”看来，《后山谈丛》也有相似问题，其中掺杂了许多并非陈师谈而是他东谈主所撰内容，其真确性也颇存疑。

二

不外，撇开具体细节的真伪不谈，苏轼此时对王安石仍怀有相当不小的怨气，似乎亦然全都不错联想和相识的。

要是真实这样，那东坡先生真实错怪了荆公。实质上王安石非但帮他说了话，况且有可能恰是他的一句话，对“乌台诗案”的走向和结局起到了一槌定音的作用。“乌台诗案”是宋代政治史上一桩漂泊事件，其一脉交流以及攀扯的端倪复杂繁密，这里无法详解，只可用一言半语极简概述一下。

人所共知，苏轼、苏辙兄弟原蓝本本都是坚硬的反变法派，他们在政治上也自发地与“旧党”旗头司马光站在归拢条线上。“熙宁变法”以后，苏轼写过许多调侃、批判新政的诗文，这些诗文的写稿前后历时近10年。元丰二年，巴结“新党”的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东谈主罗织了苏轼浩荡这类内容的诗文，起兴大狱，欲将苏轼置于死地。按说，在宋代比较宽松目田的政治环境中，月旦新法及在野者并不犯什么法，苏轼我方在濒临审问时也对此供认不讳。然而御史们及其时宰执大臣中的个别东谈主，如“时相”王珪，故入人罪、鼎力扭曲，给苏轼扣上一顶“别灵验心”“谤毁皇帝”致使有“不臣之心”的帽子，这可等于大罪了。

但要是据此就将这桩诗案相识为新党与旧党之争，阐述亦然简便偏颇的。苏轼坐牢后，积极赠送他的，除了有反变法派一边的张方平、范镇、司马光等东谈主，也有浩荡变法派东谈主士。其中驱驰最力的，就包括“新党”牛逼干将、其后的哲宗朝宰相、携带“绍圣绍述”的章惇，还有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等。因此，“乌台诗案”无意确有变法派藉以打击反变法派的政治意图，但更多照旧其时官场上的学派倾轧及私东谈主恩仇。

而关于当朝皇帝宋神宗来说，他从未动过要杀苏轼的念头，因言杀东谈主在宋代政治中几乎是离奇乖癖。但苏轼其时是反变法阵营中叫嚣得最响亮者之一，又以文名享誉天地。欧阳修于熙宁五年（1072）离世后，他俨然已成新一代文学界盟主，在士林中命令力出奇大。因此我个东谈主臆想，诗案虽不太可能是神宗主动授意的，但初期他并非莫得可能想要借题进展，以此案达到按捺反对派、镇压反变法声浪的政治缱绻。故而他莫得看到苗头不对就果决堵上台谏官的嘴，平息纷争，而是坐视其发酵。仅仅诗案其后搞得沸沸扬扬，令皇帝也颇有骑虎难下之感。

手脚苏轼那几十首“反诗”挫折的主角，王安石其时已退隐好几年了。以他的身份，无答复什么好像都不若何相宜。再说，没准他内心里也未必不想看到不知高天厚地的苏轼吃点苦头。不外，事态的发展有些失控，案子越闹越大，卷入的东谈主也越来越多。王安石临了坐不住了，他跳出细节上的是黑白非，发出了一句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？”的“灵魂之问”。有了王安石的这句话，正愁没台阶下的皇帝天然也就见风使舵，于是便有了谪贬黄州的“从轻发落”。

尽管现在苏轼埋怨王安石“你早作声，我不至此！”亦然多情理的，但后者毕竟照旧在临了的紧迫关头“作声”了的。王安石其时的政治影响力一手遮天，据说“一言为决”。

劫后再会，王安石并不想与苏轼挑剔政治，出奇是当年的这些黑白恩仇。一来，这些年来因变法而起的天地纷争已让他身心俱疲，他不想再自找不快。二来，王安石从未认同过苏子瞻的政治才干，他观赏的是他的文体才华。在更深层的潜意志里，这位曾经怒斥风浪的大政治家概况压根不屑于与苏轼照看政治。就这点上说，苏轼之前怀恨“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”，说得也没错。

王安石把风餐露宿的苏轼引至山中一座我方平时里时常光顾的梵刹，寺僧延请一瞥东谈主到住持室入座饮茶。他一刹指指住持案上一个硕大的砚台说：“可集古东谈主诗联句赋此砚。”

所谓“集句”，即集前东谈主的诗句，连缀组合成一首新的诗或词。有东谈主说，这是王安石独家发明的。集句虽不是隧谈的创作，但对集句者掌执前东谈主诗词之广度、翰墨技艺之深度都有畸形高的条目。王安石平素可爱用集句来将那些登门探听者一军，考一考他们有莫得真才实学，“而门下士常常多辞以不成”。

偏巧苏轼不吃这一套，他关联词其时天地历历的诗名并不在王安石之下的东谈主。只听他应声说谈：“那我先来一句吧：巧匠斫山骨”。语出唐代大文体民众韩愈的《石鼎联句》诗。王安石概况是没猜测对方出语那么敏捷，苦思恶想沉想良久，一时竟对不出下句来。他惟有悻悻然给我方打圆场：“且趁此晴天色，穷览蒋山之胜，此非所急也。”

三

但苏轼并不肯意就此打住，他向来就不是一个谙于瞻念风问俗的识相之东谈主，这种性情决定了他一世的侘傺沉浮。相似的伤疤累累，令王安石不想再重提旧事，却让苏轼憋了一肚子的话要倾诉。好遏抑易单独濒临引起这一切的昔日大丞相，苏轼忍不住要向他陈情。于是他说：“某欲有言于公。”王安石神色有些不天然，他猜想苏轼多半会翻“乌台诗案”的旧账。

但苏轼却说：“某所言者，天地事也。”兴味很彰着：不说我我方的事。王安石略略放心了些：“姑言之。”于是苏轼说了他对其时朝政的热烈担忧：大兵大狱，汉、唐沦一火之兆，先人以仁厚治天地，正欲革此。今西方用兵，比年不明，东南数起大狱，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？

他所说的西方用兵，指的是其时朝廷意图会剿西夏的“熙河开边”战事。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），党项强人李元昊公开称帝，不再臣服大宋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宋夏战端自此开启。从神宗朝启动，北宋朝廷企图间接夹攻，蚕食进而吞并西夏，史称“河湟开边”。这一系列的来回随北宋朝政的反覆而时断时续，从神宗熙宁初年一直延续到徽宗朝，历时半个世纪之久，对北宋后期政治形成了潜入影响。时于当天，学术界关于这场由变法派新党主导的“河湟开边”来回依然众说纷繁、毁誉各半，议其功过难有定论。

苏轼所言“东南大狱”，应该是指发生在明州（今宁波）、杭州等地的苗振、祖无择、沈辽贪赃案，很可能也包含横加在他我方身上的不白之冤。

熙宁中，明州（今宁波）知州苗振，致仕后回到山东郓州（今山东郓城）桑梓。他在家乡买下了大片田产，又自明州购置大都上好设立材料，用大船沉迢迢运回郓州，修建了一座富丽的堂府。其时有“田从汶上天生出，堂自明州地架来”的调侃诗句传到东京，向来讨厌贪腐的时任宰相王安石听到后盛怒，便派了监察御史王子韶赴明州所在的两浙路按察其事。

比拟于苗振，祖无择的名气要大得多。许多东谈主无意都知谈，孔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“文宣王”，而历代朝廷对孔子嫡派后东谈主的封号则是“衍圣公”。但很少东谈主知谈，这个封爵的起因，等于来自祖无择一封奏折中的建言。祖无择曾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，据说王安石因为某桩事情以为祖无择不是个为国损躯的好官。

王子韶本等于个苛吏，他得了宰相的风旨，坐窝在明州起狱鞠治苗振。凑巧，那时祖无择也在两浙路任职，以龙图阁学士、右谏议医师的官衔知杭州。王子韶揣摩王安石之意，趁机就在杭州将祖无择也拿下。掘地三尺查了老半天，审问了一大堆东谈主，临了只查到几件残毁不全的小事。

这两起案子最罢了案：一经致仕的苗振被削夺一切官职和荣誉，而祖无择受到降职刑事背负。

沈辽的情况更奇怪，他降生钱塘世家，有一个在现代无东谈主不知的叔父，等于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科学期间记录者——沈括。沈辽年青时勤学多才，名满寰宇，写得一手好诗词，尤工于书道。他曾经是王安石的知己，安石当国之月朔度还曾想要重用沈辽，但其后沈辽不像叔父沈括那样成为新党主干，他在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意见分手，两东谈主就迟缓提倡了。

沈辽科举中式后嬉游京师，因少小玩忽，偶然在一个妓女的裙带上提了一首词，文辞概况有些瞻念。因为他名头颇不小，字又写得好，故而这条裙子曲折售卖于东京市井上，其后被皇宫里的阉东谈主在大相国寺市集上买得，捧臭脚送给了皇帝青睐的一位嫔妃。那位嫔妃也没什么文化和认识，冒失地就把那条裙子穿在了身上，一天赶巧被神宗撞见，让他畸形不满。王子韶被派往两浙路察访案情，皇帝知谈此时沈辽也在当地的华亭县（今上海）当县令，便春联韶说：如今的士医师真实全无廉耻，有个叫沈辽的，果然在倡优衣裙上题写淫诗艳词，都跑到了朕的眼皮子下面！“如斯等东谈主，岂可不治？”王子韶得了皇帝圣谕，天然是一到何处就千方百计罗织多样罪过，对沈辽拿起毁谤。此时的沈辽诚然在政治上与王安石一经分谈扬镳，但王安石毕竟念一份旧情，况且也很了解沈辽的为东谈主，他屡次在皇帝眼前为沈辽辩说解脱，但神宗对沈辽的成见实在太深了，连王安石的劝解都听不进去。最终，沈辽在故入人罪出来的罪名之下被夺官削籍，充军到湖南永州。

四

王安石此时还想与苏轼打哈哈，他抬手向苏轼伸出两根手指，说：“此二事，都是吕惠卿始作俑。我现在的身份等于一个庸俗匹夫，怎敢妄议朝政？”

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器重的徒弟，熙宁七年（（1074）4月，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，有意向神宗推选由他接替我方接续主理变法新政。岂料因此被提升为参知政治（副宰相）后，吕惠卿官迷心窍，为进一步登上宰相大位，竟反目将昔日恩师和扶携者王安石视作最大绊脚石，用了许多下贱技能在背后悉数他。这才有了王安石在熙宁八年（1075）年二月的二度入相。

苏轼一眼就看透了对方的心想，步步进逼：“说得没错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这是为官事君的常礼。然而，目前皇帝对您像是对庸俗臣下吗？而您以常礼迁延，对得起皇帝对您的一派崇拜吗？”

宋神宗对王安石“畸形礼”的出奇迷恋，不但是其时东谈主所共知，照旧以后千年里统统史家的共鸣。中国古代儒家士医师历来追求所谓“得君行谈”，然而能够扫尾这一生机的东谈主可谓凤毛麟角。王安石即使不是独一的，也一定是他们中最红运和得胜的一位。

据《邵氏闻见录》载，王安石听到这里，厉声说谈：“看来我必须得说！”但他紧接着赶紧又说：“出在安石口，入在子瞻耳。”按《邵氏闻见录》作家邵伯温（北宋理学前驱邵雍之子）的说法，王安石此时仍对吕惠卿在皇帝耳旁的诽语心过剩悸，驰念苏轼把他刚才的话传出去，酿成新的事端。

但我则以为，要说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如斯恐惧，可能张大其辞了。正史纪录，吕惠卿在宋神宗眼前进诽语败坏王安石，非但没能打动皇帝，反而迫使他不得已召王安石二度赴京拜相，并将吕惠卿贬出京城。天然，另一层原因是吕惠卿与其他几位宰执大臣关系病笃。据此可见，这位其时30岁都不到的年青皇帝对王安石有何等信任！其实，岂论是西方用兵照旧东南大狱，大多是王安石当国时期的事，把它们说成是吕惠卿肇端的，很彰着是在迁延推卸。仅仅咱们无法得知，已避让这样多年的荆公重提这些如烟旧事时间的真确心情。因此，若上述王苏对话确有其事，更多不是因为王安石对吕惠卿的恐惧，而是缘于他此时对苏轼仍存有一点防患之心。毕竟，二东谈主之间从未如斯坦诚相见、直吐胸宇，目下的这位苏子瞻关联词我方在政治上的死硬反对派。

王安石随后又引孟子的话试探苏轼：“东谈主须是知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得天地弗为，乃可。”

苏轼把憋了好几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倾诉完了之后，心情顿觉松开许多。他对王安石开打趣说：“当天之正人，争减半年磨勘，虽杀东谈主亦为之。”磨勘，是唐宋时期对官员进行侦查以决定其晋升的轨制，到宋代形成了一整套极为严实而繁琐的技艺，比之当天的职称评级和行政级别晋升过犹不足，故而每个官员都视这种论资排辈、遵厌兆祥的磨勘为畏途。

王安石“笑而不言”。

王苏之间的此段对话可见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卷十二。